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它都需要一个价值基础，中国宪政的各种制度设计它必须是要立足于儒家价值，并且要服务于儒家所守护的这个价值。
他说： 我由此得知学问是有深度的发展的，我有了一个未企及或不能企及须待努力向上企及的前途。[43]牟宗三由此感受到：这种对青年人的态度，是北大所没有的， 熊先生可以作老师，可以讲学问。
关于见到熊十力的情形，牟宗三有一段被引用了又引用的记叙，但仍然值得再引如下： 不一会看见一位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风瑟宿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那便是熊先生。他特别征引熊氏《新唯识论》中一段文字来加以论述。23、 见牟宗三〈一年来之中国哲学界并论本刊〉，《广国民日报．哲学周刊》第43期，1936（民国25）年6月24日。因此，熊十力的遗愿由牟宗三实现了。37、 牟宗三〈熊十力先生追念会讲话〉，同上，页254。
然而，却无人过问，只作等闲视之。只有他那大才与生命之原始，始能如此透顶。"夫古人之说，固未必悉有条理也。
没有整体的眼光，部分的意义未必就能有效的把握。而僧肇之学，依汤用彤先生的说法，我们也可当作比较哲学的成果。而近现代，则以向西方学习为主流。说方法，它不象语言分析或者现象学方法有相对严格的限制，从而可能导致对其它方法的排斥，比较方法中可以容纳特殊的哲学方法。
比较哲学是那种看起来明白，说清楚却很麻烦的问题。其工作的后果影响深远，最终是把原本可能只是特殊形态的西学，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与方法。
他们不问名是否有实，实是否有名，他们单提出名与实在名学上的作用。但西方仍然同已往一样成问题。同时，在运用西方哲学时，基本上把它当作自明的有普遍意义的观点。梁漱溟也是比较，但他持相对主义的态度，强调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一样，各有自己的特殊性，而不是一普遍一特殊，或一先一后的问题，所以不能一味讲西化，而是同时要"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印度佛学在中国的传播，是属于和平的文化交流，虽然中间也不乏思想观念上的冲突（如宋明儒者的排异端，卫道统），而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输入则伴随着冲突，虽然最后也成全了文化交流。但人希望存在一个可以普遍地依靠的超越于文化之上的领域，它使某种程度的自我超越成为可能。谓之忠于古人，则恐未也。依约定俗成的看法，比较哲学是对不同文化系统中的哲学所作的比较研究。
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比较哲学与一般"关于"哲学的研究的区别，似乎只在于它要同时理解两种以上不同文化类型的哲学。
其论精透圆满，不让倍根。孟子所谓"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
同时，这种以西方哲学为概念框架，重述中国古代思想传统的手法，后来成为研究中国哲学的通行方法。让我们听听史华慈对其西方同行的告诫："在谈到西方与'非西方'的遭遇时，我们一般会假定西方是一个已知的量。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因此，高度概括的对比结论，只能是相对突出的特点的表达，或者是有待进一步验证的假设。在同一文本中，一个概念一般只能用一个译名。关于"仁"有各种说法，先后涉及道德项目，个人性格，政治倾向，以及人生境界，但没有提供一个周延的定义。
从述理的方法讲，已是按西方知识的要求来进行的了，所以我们现在才有机会把梁著当比较哲学的文本来讨论。幸而其所用之语，意义甚为广莫，无论说天说人时，皆可用此语，故不觉其不贯串耳。
虽说翻译也是比较的结果，但两者仍有很大的区别。梁著实际是一个讲演录，背景如绪论所言，就是面对西方化一边倒，中国文化面临被连根拔起的情势下，他要为中国文化价值进行辩护。
研究中国哲学的西方学者郝大维与安乐哲，抱怨西方专业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漠视，认为其原因包括西方自我中心的文化心态、普遍主义的哲学立场，以及翻译家哲学素养的欠缺，等等。今吾人对一事物，虽互相反对之议论，皆得持之有故、言之而成理，则其事物必非吾人所能知者也。
被举为例证的许多说法可能会存在争议，包括如印欧语言中"to be……"的语法，导出研究 being的存有论这种问题，汉语中或许也可从"有什么"导出以有为本还是以无为本这种形上学问题相类比。但这不等于说，它可以取代独立的比较哲学。事实上，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差不多同时，梁漱溟就奉献出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本在思想领域反响很大的比较哲学专著。严复的比较学术也涉及哲学，但多隐含在译词的选择中，且其哲学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宣传英国经验论方面。
这一方向的开启者首推严复。究其原因，是孔子要用它来涵盖所有有正面价值的生活经验，靠一个抽象的定义反而不能指导具体的人生，所以得通过类比，举一反三，即所谓"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一册，王式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严复的说法除与制度相关的对比，如三纲与平等，亲亲与尚贤，尊主与隆民等之外，其它概括其实都非绝对的。倍根自言之而自实行之，朱子则虽言之，而其所下功夫，仍是心性空谈，倚虚而不征诸实。
它为我们提供一个独立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比较哲学的标本。对于哲学的某些门类如知识论、逻辑等领域而言，这不是可取的思想方式，而中国传统思想中，这方面的成果的确也甚薄弱。
不过，他不是明比而是暗比： 肇公之学，融合《般若》《维摩》诸经，《中》《百》诸论，而用中国论学文体扼要写出。但是，把文化当作文本看，全局并非局部的累积。《论性》便是引康德"二律背反"对经验知识无效的观点，批评中国传统人性论上人性善恶之争："至执性善、性恶之一元论者，当其就性言性时，以性为吾人不可经验之一物故，故皆得而持其说。明比变成了暗比，人们便逐渐忘记了其比较的性质。
比较研究则有机会对一个概念在另一种文化中被理解包括误解的各种可能进行分析，借此呈现不同文化的特质。二，一方外延大，可把另一方的全包括进去。
在对辜鸿铭《中庸》英译本所作的批评中，王氏对此有更具体的论述： 如执近世之哲学以述古人之说，谓之弥缝古人之说，则可。以较常见的中国哲学概念"道"为例，它就曾分别被译为英文的Way, Logic, Truth,Natural law, 等等，这意味着这些英文词各自都有部分含义与"道"相交叠，但没有一个会与之完全重叠。
这是墨家名学的第一种贡献。其努力的后果影响深远，"中国哲学"的建立，就是比较研究的结果。
